讲坛回顾 | 青年海涅与青年鲁迅的天才诗人观

青年海涅与青年鲁迅的天才诗人观

邓嘉来博士

本次讲座围绕“国际视野下的海因里希·海涅：19世纪以来的中德文学交流”主题展开，旨在深入探讨海涅与鲁迅在文学创作、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异同，通过分析海涅的跨文化写作以及鲁迅对欧洲文学的批判性吸收，探讨“诗人天才”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角色与意义。

在第一部分关于海涅的跨文化写作与其诗人身份的构建中，邓嘉来博士指出，海涅的创作被视为“跨文化进程”的产物。其早期代表作《北海集》(Die Nordsee, 1825-1826)和《思想•勒格朗书》(Ideen. Das Buch Le Grand, 1826)通过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的交织，展现了19世纪欧洲 “静止与变革”并存的社会特征。此外，海涅的散文风格融合私人叙事与公共议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旅行文学”体裁，这既是对文学创作传统的突破，也是对诗人身份的重新定义。在《思想•勒格朗书》中，海涅通过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刻画了拿破仑时代德国社会的文化撕裂。书中虚构的法国鼓手勒格朗(Monsieur Le Grand)象征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其鼓声传递了法国大革命“自由”与“平等”的理念。然而，法国大革命与德国传统的碰撞也暴露了语言与意识形态的隔阂。例如，海涅讽刺学校所教的法语诗歌格律，认为僵化的格律塑造不出“天才诗人”。邓嘉来博士指出，海涅对天才人物的刻画具有显著的矛盾性：他既崇拜拿破仑作为“世界历史个体”的创造力，又批判其专制倾向；既受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又试图通过文学解构历史的“散文性”。海涅的文学创作致力于实现对时代的诗意理解。在《游记集》中，海涅将拿破仑刻画为两面性人物，并通过引用拿破仑的名言“从崇高到可笑只差一步”开启了对比美学的纲领，喻示滑稽也可能蕴藏在崇高之中。海涅所处的时代是由贵族向民主政治过渡的阶段，他认为民主可能导致文学风格的平庸化。这种双重性体现了十九世纪德国知识分子身处革命与复辟之中的精神困境。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邓嘉来博士分析了海涅对于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 1792-1868)与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Giacomo Meyerbeer, 1791-1864)创作理念的评论。罗西尼的旋律主导风格被视为“复辟时代的产物”，突出个人情感表达；而梅耶贝尔的和声复杂性则象征“社会情感”，映衬七月革命后的动荡与集体诉求。梅耶贝尔的歌剧《法国新教徒》(Die Hugenotten, 1836)以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天主教对胡格诺派新教徒的“圣巴托洛缪大屠杀”（Bartholomäusnacht）为历史背景，通过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爱情悲剧影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的社会状况。从剧情上看，剧中新教仆人马塞尔的死象征着雅各宾主义在王朝复辟阶段已过时。但在音乐中，通过教派联姻实现宗教和平的理念没有被浪漫地美化，而是在暗沉而绝望的音色中以悲剧收场。音乐的创作突破了剧情的设计，表现了爱与恨的主题。海涅把这种对恐怖的美学渲染理解为革命后的世界精神状况。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关于“早期鲁迅的文学与社会批判”中，邓嘉来博士首先对比了鲁迅和海涅写作生涯初期的异同。鲁迅与海涅在时代背景和文学创作上有着相似之处：两人都处于社会变革时期，都接触到外来新艺术并承担传播者角色。但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不同，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存在差异。与海涅通过文学创作展现时代精神不同，鲁迅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以反叛性定义诗人的特征。在《摩罗诗力说》(1907)中，鲁迅希望通过对欧洲诗人的介绍改造中国的国民精神。这一尝试同时也是对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民族诗人的描绘。以反抗或顺从为标准，鲁迅在诗人身上梳理出国际间的相似之处和国家内部的差异。他介绍的欧洲十九世纪“摩罗”诗派的诗人，如拜伦、雪莱、莱蒙托夫、果戈里、普希金、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虽各具特色，但都具有反抗精神，不愿迎合社会，其作品能唤起人们的斗志。鲁迅眼中的诗人天才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这一观点受欧洲进化论进步思想的影响。他对比欧洲和中国的哲学传统，指出欧洲近代追求进步与斗争，中国传统倾向顺从与无为，而诗人在两种传统中都可能因打破秩序而不受欢迎，但中国需要具有反叛精神的诗人来唤醒民众。

本次讲座通过对海涅和鲁迅的对比分析，展现了两位作家在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下对诗人天才的理解。海涅在欧洲复杂的政治变革和文化交流中，形成了独特的诗人观和文学创作风格；鲁迅则在寻求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上，借鉴欧洲文学，塑造出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形象。在报告之后的讨论环节中，与会人员针对海涅与鲁迅的天才诗人观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意义展开了探讨。通过问答，与会人员进一步加深了对青年海涅与青年鲁迅的认识与理解。大家认为，作为案例，这个课题在总体上对考查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