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坛回顾｜Texthermeneutik

2024年12 月 5 日-19 日，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学研究所“歌乐讲坛”第三十九讲Texthermeneutik系列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平台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教育部德语文学课程虚拟教研室和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文化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特邀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与人文科学学院汉斯·菲戈（Hans Feger）教授作为主讲嘉宾；讲座以卡夫卡的《审判》(Prozess, 1925)、爱伦·坡（Edger Allan Poe）的《失窃的信》（Der entwendete Brief, 1844）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为考察对象，重点探讨如何运用阐释学方法解读文本，挖掘文学作品的内涵与价值。

12 月 5 日的第一场讲座由邓嘉来博士担任讲座的中文翻译，为双方交流的顺畅进行提供了保障。讲座开场菲戈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卡夫卡的作品看似结构简单，实则在阐释时充满挑战，理解难以连贯，往往让读者陷入“悖论循环”的复杂困境。而《审判》中的守门人传说更是独具特色，在整部作品中占据着极为特殊且关键的地位，它犹如一把钥匙，可以开启小说深层的奥秘。

菲戈教授认为，守门人传说如同小说情节的映射，以寓言的方式铺陈约瑟夫·K(Josef  K)的审判之路。牧师的讲述与注释，让K陷入了对传说意义的探寻。但各种解释相互矛盾，最终让他一无所获。K只能向充斥着谎言的世界秩序低头，陷入绝望深渊，失去踏入法律领域的机会。从阐释学的角度看，对文本意义的追寻往往偏离主题，误入歧途，陷入欺骗性的阐释循环。尽管如此，深刻认识到解释的不完备性，恰恰是打破这一僵局的关键所在。

教授阐释道，小说《审判》及守门人传说受犹太教启示学的影响，展现了被启示束缚却无法挣脱的悲剧，颇具存在主义的色彩。守门人的表达凸显了法律对个体的特殊对待，由此引发了关于阐释作为存在的批判性反思，这与卡夫卡等作家以其独特方式打破幻觉和欺骗的创作手法息息相关，也契合阐释学方法，即深度阐释文本所呈现的个体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在讨论环节，菲戈教授针对卡夫卡的创作意图与小说内涵的提问予以回应。卡夫卡的创作意图在小说中隐秘且错综复杂，他通过别具一格的叙事策略与情节编排，带领读者深入思考法律、人性与存在之间的微妙关系。小说内涵绝非仅停留在故事表层情节，而是隐喻着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与省思。

第二场讲座于2024年12月12日举办，由王歌老师担任讲座的中文翻译。菲戈教授首先解答了同学们针对卡夫卡《在法的门前》提出的问题。关于乡下人在法的门前苦等的原因，菲戈教授认为，尽管《在法的门前》是篇独立的作品，依然可将乡下人与《审判》的主人公参照理解，这种无端无望的等待与《审判》中主人公突然遭遇审判的处境类似。关于“法”的理解，菲戈教授指出，“法”不仅仅是法律概念，还应从更广泛的象征意义理解，需要结合作品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不同语言对概念的指称有差异。同时，他还提到“主观法”和“客观法”的区别，“客观法”是外界制定的法律，“主观法”则是个体自我规定的法律，卡夫卡的文本最终指向的是“主观法”。

接着菲戈教授进入该场讲座的主题——爱伦·坡的作品《失窃的信》。从阐释学与解构主义角度看，作品探讨了人类普遍思想与个体思想的关系：警长找信遵循了固有的刑侦方法，体现普遍、约定俗成的思维模式，而杜邦则突破常规以独特视角解决问题，凸显思想的个体性，二者形成对比，表明普遍思想基于常规大众模式，个体思想则强调特殊差异，两者存在对立关系。菲戈教授还提到，应如何对“真理”概念进行解构，故事中的“真理”借由信的内容呈现，信件引发读者对获取的信息是否触及“真理”本质的思考，暗示“真理”与文本结构、符号运用紧密相关，经由文本要素能否探寻其含义，这是解构视角最核心的问题。

教授进而引入拉康和德里达对《失窃的信》的不同解读：拉康从心理分析角度出发，论证文本呈现了主体处于层层递进又各有差异的凝视层级，国王和警长处于第一层凝视层级，他们对信的位置一无所知；女王和部长处于第二层，知晓他人的不知情并因自身利益藏信；部长和侦探杜邦处于第三层，都选择把隐藏之物置于显眼处来实现目的。想象赋予不同主体以不同的认知和行为动机，使各主体在特定的凝视位置上展开行动。德里达在拉康的基础上，强调文本的重复结构，并批评拉康的解读抑制了文本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忽略了信的物理和偶然性要素。德里达认为，信的意义是不确定、不稳定的，拉康的解读则构成了对文本分析的霸权统治。菲戈教授最后总结道，运用阐释学方法，需要在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同时开展去神秘化的工作，要将设身处地的理解与科学的方法结合起来。

在提问环节，教授指出杜邦的断案方式与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1790）的相关性，如康德所强调的，杜邦从案件的特殊性出发，不遵循固定刑侦模式，依据涉案人员的特殊身份和背景展开调查；运用反思性判断，从案件细节构建整体认识，突破常规找到信件。杜邦通过整合归纳与演绎，将康德哲学的思维与方法运用于充满复杂性的案件情境并成功破案，彰显了康德理论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与可行性。

12月19日举办的讲座第三场继续由王歌老师担任中文翻译。菲戈教授同样首先回应了上次课后同学关于翁伯托·艾柯（Umberto Eco）相关概念的反馈与提问。他解释了艾柯提出的“标准读者”（Model Reader）概念，此类读者具备必要知识文化背景、语境理解能力与解释技巧，能全面探究文本，识别其中暗示、典故、象征及结构；标准读者的阅读具有主动性，可调动认知储备参与文本建构；还指出标准读者能识别文本的互文特征，将其他文本及文化坐标作为文本阐释的参照；且标准读者是复数概念，能基于自身经验和知识结构对文本进行多元阐释。

本次讲座的重点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菲戈教授首先从文本形式入手指出，日记体能够有效呈现作品的叙述时间顺序，而且私密的狂人叙述视角，可召唤读者探究其内在的逻辑性与阐释的可能性；从社会历史的视角分析，文中狂人从儒家文本中察觉“吃人”的本质，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压迫性现实，体现了作者对儒家传统的批判；教授接着从互文性视角切入，教授将《狂人日记》与果戈里和卡夫卡的作品进行对比，疯狂是共同的主题，主人公均因社会因素被迫成为局外人，作品传达了强烈的社会批判。从文体风格看，果戈里的作品充满荒谬、戏谑与幽默，而鲁迅作品中的疯狂则带有明显政治隐喻，卡夫卡的作品则通过超现实的象征主义，表现了存在主义的恐惧与现代制度的荒诞。菲戈教授还提到，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狂人日记》之间存在互文联系。尼采提出了西方文化衰败和超人观念，查拉图斯特拉的疯狂是对传统的颠覆，与鲁迅笔下的狂人虽然同样处于疯狂状态，但两者结局截然不同：鲁迅的狂人最终被疯狂吞噬，而查拉图斯特拉则试图传授疯狂的智慧。

在提问环节，教授与学生展开积极互动。菲戈教授指出，互文性与社会史的方法论密切相关，文学作品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探讨人类的共同议题。西方对历史发展和革命的理解与中国对朝代更替的理解有所不同，东西方在社会历史观上的差异值得深入探讨。此外，鲁迅在德语区的接受度较低，处于边缘化状态，而中国对欧洲德语区的文本译介较多，导致双方的理解程度存在不对等。

通过本论讲座，与会师生对三位作家及其作品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阐释学方法论的基本立场与操作方式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